哈羅德·尼克爾森說出了他們那一代很多人的心里話：

　　"我們去巴黎，不光是要終結戰(zhàn)爭，而且還要為歐洲建立新秩序。我們不光是要籌備和談，而且要為永久的和平做打算。我們多少是帶著一些神圣使命的。我們必須警醒、堅定、正直、自律，因為我們決意要成就偉大、永恒、高尚之事。"

　　勞合·喬治與威爾遜一樣，也堅持認為巴黎和會的首要任務就是成立國聯。他這樣做并不僅僅出于一種犬儒式的心愿，要讓美國人高興。

　　他畢竟是個自由黨人，是這個反戰(zhàn)歷史源遠流長的黨的領袖。身為一名圓熟的政客，他也了解英國的公眾。

　　他在1918年圣誕前夜對同事說："人們非常害怕事態(tài)繼續(xù)下去會再次導致悲劇上演。"如果從巴黎和會回來卻沒帶來國際聯盟的消息，那將是一場政治災難。

　　但是，國聯從未讓他真心產生興趣，或許是因為他從根本上懷疑這個東西的效果。他很少在演說中提起國聯，任內也從未到訪過國聯總部。

　　在法國，對德國侵略的痛苦記憶和對未來的擔憂在人們內心交織，大眾對國際合作能終結戰(zhàn)爭抱著很深的悲觀情緒。

　　不過從另一方面說，尤其是在自由主義者和左派中，也存在著一種意愿，愿意讓國聯試一試�？肆忻纤蟾�愿意先處理對德條約，但他也下定決心不能給人留下口實，說是法國阻止了國聯的成立。

　　他本人的心理是矛盾的，但并不像有人說的那樣，他對國聯沒有敵意。正如他那句知名的評價："我喜歡國聯，但我對它不抱信心。"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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